明朝第一人到底是谁?

提名于谦

就整个历史来说,当仁不让是朱元璋,没有他连明朝都没有你敢说他不是明朝第一人吗?但就我个人观点,我还是更倾向于选择王阳明。毕竟在儒界能混到他这个地步的人是少之又少,武能打仗平定叛乱,文能发展心学,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思想领袖,乃至近代日本的东乡平八郎都说:一生俯首拜阳明。可见阳明先生对整个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但就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就足以让他的名字悬挂在整个明朝的历史最高空一直闪耀下去。可以说,王阳明是达到了在整个儒家体系里面的最高水准,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我认为毫不为过。

于谦, 挽社稷于危难,聚散沙为奇兵,为国为民,功殊伟哉。王阳明,格物致知,破理学之桎梏,开心学之奇域,一代大哲,影响至今。两人均文士出身,而领军破贼。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两人均可称第一。

西湖三杰
岳飞、于谦、张煌言。
于谦和张煌言,您挑一位?
我个人偏向于谦。

别无所长,唯有耐烦
许多年之后当被问起成功的秘诀,张居正将回想起他与徐阶共事的日子,他写道:“别无所长,但性耐烦耳。”忍耐,忍耐!
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这四代首辅的更迭,历时卅四年,异位两朝皇帝,正是一部鲜活的权利斗争史。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是一味的柔佞,“柔之胜刚”,所以夏言失败了。得胜后严嵩坚持柔佞路线,柔到了水一样,照理说他是“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了,但他忘却了,柔佞之人是受不起国之垢的;水也是唤不起皇帝的信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定了水和舟的关系只能是彼此利用、互相提防。其后的徐阶为张居正树立起榜样,徐的原则是做一块橡皮。面对上层的压力,徐阶内心是保守派,但永远采取不致决裂的态度,即使退让,他也不会忘却维撑。张居正也采取了这种风度,不同的是,居正的内心是改革派。
历史学者似乎很少注意到,明朝是罕见的以诗书为基立政的朝代,其程度之深远超他朝朝廷三令五申,从选拔层面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帝国初期,这种嘴上的道德情操与人们的现实需求距离尚不甚远;可到了严嵩的时代,组织上的原则已无法餍足庞大官僚体系的经济基础,文官的双重性格日益凸显,渐渐成为了立政的障碍。这样局面的维持,最终带来了文官集团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一方面,孔孟信徒满嘴仁义道德之言,肩负“万世太平”之任;一方面,体制上的罅隙又强烈诱引着熟读经史之徒中饱宦囊。能否找出一个让阃内士人赞许的中庸之道,进而延续国祚,将是张居正十年功绩成败的关键。
但居正并不这样认为,他的一生铭刻在骨子里的“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他曾写道“临戎虚负三关险,退觳谁当万户侯?”他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居正有综核名实、整顿纲纪的决心,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内外的能力,同时还有十年首辅的政权。于是,张居正施用政治力量推行了改革。这十年以前是几十年的昏暗,这十年以后也是几十年的昏暗。这十年间他清田地、离鞑靼,推“一条鞭法”,行综核名实,财赋上“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吏治上“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大为整肃。张居正为神宗交上了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集权政治下所能做到的极限答卷——这是他为皇帝留下的精诚,为此他受尽宦士弹劾唾骂,乃至死后被神宗清算。“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这是居正执政的座右铭。张居正清楚地看到:惟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必须严厉执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张居正试图以法律焊接仁义道德,用牢笼阻挡贪渎腐败。浓重的法家色彩从帝都向士林压迫过去,物质精神的双重压迫必然激起士人猛烈的反抗。面对反对的声音,张居正一遍遍提醒自己:忍耐,忍耐!他开始了布置,准备了步骤,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居正的负责与虚心完美表现了出来:他不是军事上财政上水利上的专家,但是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一味做专家的后盾。殊不知委曲迁就下,正流淌着伺机图逞的血液。成长不正是坚持与妥协的两难么?在震人发聩的诘问下,“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又是一记重拳挥向混乱的人事结构。可想而知,居正名儒实法的政治路线,正是遭受万历清算的根本病灶。但张居正坚信:“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他在妥协与坚持中为明帝国锄去了不得其位的“芝兰”,为大明续命六十年。
一部好的传记仿佛让那个逝去的人在读者心中再一次活过来,也再一次死去。感谢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让我认识了耐烦的张居正。耐烦的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中写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居正固然不是禽兽,但他也绝不志在圣贤,他只是一现实的政治家,一个受时代陶融同时被时代陶融的人物,“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恰是张居正一生清澈的写照。